（2020年10月24日）

  2020年10月24日，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在广西南宁召开第六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因受疫情影响，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广西区内理事会成员和嘉宾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召开现场会议，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广东、云南、贵州、海南等省市铜鼓收藏和研究单位的20余名理事则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了会议。自治区文物局文物与安全处处长陶少艺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并致辞。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章程》修改稿，将“党组织建设”正式写入研究会章程，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织在研究会机构中的核心地位，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同时，健全了组织机构，增补了理事会成员和秘书处成员，为研究会注入了新鲜血液。本次会议还就整合铜鼓研究资源、进一步推动铜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行了广泛探讨。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是国家文物局主管、秘书处设在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全国性学术类社会团体，成立于1980年，社团宗旨是团结从事古代铜鼓以及中国南方青铜文化与民族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者，从各个方面深入开展古代铜鼓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现有团体会员17家，会员327名。自成立以来，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共举办过六次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学术讨论会，其中四次为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近40部铜鼓类专著，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为古代铜鼓、青铜文化、铜鼓文化与现代民族民俗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2012年驻会单位变更为广西民族博物馆后，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在新的起点上取得了新的成果。广西民族博物馆高度重视协助和配合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活动的开展，推荐本馆业务骨干进入秘书处负责日常运营工作。2014年4月至12月，在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牵头、广西民族博物馆组织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派员参与了“广西馆藏铜鼓调查项目”工作。调查组全面记录了广西14个市、62家文物收藏单位的772面铜鼓，获得了一套完整的调查资料，为今后铜鼓科学研究、保护和合理利用奠定了重要基础。根据本次调查所得的珍贵基础性资料，2017、2018年编辑出版了《广西铜鼓精华》、《古代铜鼓装饰艺术》和《广西铜鼓》，加上2014年整理出版的《中国古代铜鼓实测·记录资料汇编》，这四本重要的工具性图书使广西成为铜鼓馆藏实物资料最详实、最丰富的地区。本次调查成果还用于“世界铜鼓数据库”的建设，以期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一成果。此外，在调查过程中，研究会携手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北流铜石岭进行了试掘，借此培养和激发新人对铜鼓研究的兴趣，使他们对铜鼓的冶铸史有更直观和深入的认识。

近五年来，研究会会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平台发表了包括SCI、CSSCI等学术论文在内的铜鼓文化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在铜鼓冶金铸造历史相关问题上，陆秋燕副研究馆员发表在《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上的SCI论文通过对50份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铜鼓样品的金相分析、成份分析、铅同位素分析，并将铅同位素数值与已发表的196个数据相比对，再次论证了广西铜鼓大多采用本地矿源铸造，铜鼓矿源地与发现地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对应关系，同时也存在不同地区间的矿料和铜鼓流通的情况，首次全面地在国际性学术期刊上深入介绍中国尤其是广西铜鼓研究的情况；并对广西的铜锡铅矿点和不同铜鼓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讨；同时还在《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等全国性新闻和科普杂志上介绍广西民族博物馆馆藏铜鼓及其精品。梁燕理馆员关注了东南亚的铜鼓研究；覃椿筱副研究馆员正在进行铜鼓铸造技艺的综合考察；邹桂森博士则采用金相分析、成份分析等科技分析手段，探讨了麻江型铜鼓的不同浇铸系统、含砷的麻江型铜鼓的产地问题等。我会副理事长李富强申报的《中国-东南亚铜鼓数字化记录与研究》获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近几年来在中国西南各省以及东南亚国家开展了馆藏铜鼓和铜鼓使用习俗的数字化调查和记录，是铜鼓文化保护的一个重要成果。此外，名誉理事长蒋廷瑜先生在退休三十年后仍然笔耕不辍，不断有铜鼓研究的新著述产出，为铜鼓研究继续无私奉献心血和才学。这些研究成果运用民族学、历史学、科技史、冶金史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当代铜鼓使用习俗、铜鼓音乐艺术、铸造技术、矿料来源等议题，扩大了铜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对外学术交流领域，陆秋燕副研究馆员在2017年韩国釜山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冶金史大会上通过海报的形式向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冶金史学者展示了广西铜鼓的出土和研究情况；梁燕理馆员在泰国举办的第八届国际艺术和文化世界遗产研讨会上介绍了广西铜鼓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发展情况，加深了国际社会对铜鼓的了解程度，为中国铜鼓研究走出国门积累了新的经验。

  本次会议得到驻会单位主管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的高度重视，会议形式灵活、议题全面、讨论深入，及时对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在新阶段、新形式下的机构健全，以及开展多部门合作共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