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出现“铜鼓”这个词的文献是《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1]看来，在汉代，铜鼓给人的印象就是“铜做的鼓”。铜鼓真的只是大家眼中“用来敲打的乐器”吗？如果不只是鼓，那它还扮演过什么“角色”？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万家坝墓葬群发现一批春秋时期的铜鼓，他们常常与铜釜伴出。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铜鼓和铜釜的区别，从形制上看，铜釜是由圆底腹部和敞口沿两部分组成，一般口沿附耳，腹部比较深，口沿部分则比较窄；而铜鼓则明显分为三部分，即鼓面鼓胸（对应铜釜的底和“腹部”）、鼓腰和鼓足，铜鼓的耳则移至中部“胸腰”分界处。有的铜鼓鼓面上有烟熏的痕迹，把早期铜鼓开口一面朝上放置，俨然就是一口“锅”，而且有的纹饰就装饰在铜鼓内壁上，明显是封闭的一面朝下，开放的一面朝上放置以便能让人欣赏到花纹。（图1）因此，大部分专家认为，铜鼓起源于铜釜，也就是说，铜鼓是由炊器铜釜演变而来，这也是铜鼓诞生之初的“角色”。（图2）

图1 铜鼓内壁花纹（梁燕理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图2 釜鼓演变图（采自广西民族博物馆铜鼓展厅）

  从炊器演变成乐器，铜鼓完成了历史上一个华丽的转身，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铜鼓的乐器“角色”一直伴随。两千多年前的花山岩画中就有铜鼓与羊角钮钟的形象，铜鼓在当时有可能与羊角钮钟配合演奏；（图3）云南省出土的贮贝器盖上有铜鼓与淳于配合使用的雕塑；（图4）在广州博物馆馆藏的一面铜鼓上有四面铜鼓组成“编鼓”并由一人演奏的立体装饰。（图5）历朝历代的史书、诗歌更不乏“铜鼓”伴以为乐的记录。如三国时期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记载：“交、广之界，民曰乌浒。……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当中，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2]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诗曰：“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再现了骠国使臣进贡时铜鼓演奏的盛大场面和独特风情。直到今天，我国南方的壮、瑶、苗、彝、水、布依等少数民族仍以铜鼓为乐，或击之为节奏，或辅以木腔皮鼓、锣、号角或芦笙等其他乐器，可以说铜鼓的乐器“角色”是最广泛和持久的。

图3 花山岩画上羊角钮钟和铜鼓（朱秋平摄）

图4 贮贝器上铜鼓与淳于配合使用的雕塑（采自蒋廷瑜：《古代铜鼓通论》）

图5 铜鼓上演奏“编鼓”的立体装饰（采自蒋廷瑜：《古代铜鼓通论》）

  除了作为乐器，铜鼓还曾作为葬器、陪葬品，用于丧葬。云南省楚雄万家坝23号墓就出土四面陪葬铜鼓，分别垫于木棺下四个角。（图6）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也陪葬着精美的石寨山型铜鼓。广西西林普陀屯汉墓更是出土了四面大小不一、相互套合的石寨山型铜鼓，大鼓在外，小鼓在内形成“铜鼓墓”，铜鼓盛殓骸骨，周围散布着无数细如粟粒的松绿石珠和残绢片，推测原是“珠襦”裹骨，有可能是句町族首领。[3]（图7）在越南、泰国和柬埔寨也发现多个“铜鼓墓”，只是东南亚的“铜鼓墓”大多是单个铜鼓盛殓尸骨。这种以铜鼓直接盛殓尸骨的葬式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汉代以后几乎不见这种葬式了。此外，在越南东山遗址出土了很多明器鼓，即仿造铜鼓的造型纹饰制作的用于陪葬的小铜鼓，大多只有几厘米大小。（图8）近现代以来，大多数使用铜鼓的民族都不用铜鼓盛殓尸骨或直接陪葬了，但东南亚仍有部分民族用铜鼓陪葬，如泰老边界的卡拉梅族，若铜鼓主人没有后嗣，则死后铜鼓随葬主人，若有后嗣则从铜鼓上敲一小片下来进行陪葬。[4]

图6 楚雄万家坝23号墓场景复制（梁燕理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图7广西西林“铜鼓墓”示意图（采自《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11期）

图8 越南东山遗址明器鼓（采自《在越南的东山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历史上，铜鼓作为祭祀礼器与传讯工具参与了众多军国大事。古老的花山岩画上描绘了古人或高举铜鼓以祭祀的宏大场面。（图9）唐代温庭筠作《河渎神·铜鼓赛神来》：“铜鼓赛神来，满庭幡盖徘徊。”满庭的幡盖与震天的鼓声交相辉映，一展铜鼓作为祭祀礼器用于竞渡赛神的风采。在古代南方的战争中，铜鼓是传讯的工具，《隋书·地理志》载：“俗好相杀，多构雠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5]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铜鼓南蛮至今用之于战阵、祭享”。我们还能从宋代陶弼的《安城即事》中一窥铜鼓作为战鼓的飒爽英姿：“金鼓声阑战戟收，使君回上雅歌楼。樽前一阙清商曲，销尽穷边万里愁。”击鼓而收戟，又或一鼓而作气。

图9 花山岩画上的铜鼓祭祀（采自《百里岩画骆越神工》）

  既然参与了军国大事，铜鼓自然也就是国之重器，王权的象征。《隋书·地理志》载：“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6]《明史·刘显传》载：“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7]与同样由炊器演变的“鼎”一样，铜鼓在古代中国南方是一个国家存亡的标志，鼓失，则蛮运终矣。广西民族博物馆馆藏101号西汉时期云雷纹大铜鼓因体型硕大被誉为“铜鼓王”，这也古代南方民族首领对王权追求的极致和巅峰。（图10）

图10 广西民族博物馆馆藏101号铜鼓

  铜鼓还是能降妖伏魔、治病救人的神器。广西西林县马蚌平寨壮族传说，原来他们有两面铜鼓，有一年山洪暴发，农田被淹，有一面铜鼓自己跑到河里去同海龙搏斗，打败海龙，使洪水退去，从此这面铜鼓就没有回来了，只剩下一面铜鼓，故有些地方就用绳子拴住鼓耳，以防铜鼓自己跑了。老挝的克木族若家里有人生病就宰杀一只鸡，用鸡毛和鸡血擦拭铜鼓，并用棉线拴在鼓耳和鼓面青蛙立饰上，主人先敲打一个小时左右，把村里人聚集起来做仪式以驱邪治病。[9]（图12）铜鼓承载着人们对于消灾祛病、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望。

图12 老挝克木人敲鼓祛病（采自李富强：《中国-东南亚铜鼓老挝卷》）

  炊器、乐器、葬器、礼器、重器、神器，铜鼓是鼓非鼓，从古至今“一鼓分饰多角”，广泛而深刻地融入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的血脉中。它的“角色”丰富而厚重，它的“故事”动人且精彩，它展示了先人的智慧，文化的多样，文明的灿烂，并将我们紧密相连，激励着我们一鼓作气，勇往直前。

参考文献

[1][2]转引自蒋廷瑜.广西铜鼓文献汇编及铜鼓闻见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J].考古，1982（2）.

[4]（泰）清·尤地.铜鼓[J].考古期刊，1969（4）.

[5][6]（唐）魏征.隋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

[7]（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二列传第一百[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

[8]陈连庆.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