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套壮族女服的前世今生,因博物馆的收藏留下了前世那个特殊时代更迭的痕迹,还是因博物馆的收藏见证了壮族服饰从原生走向共融而不断强盛的生命力。 ![]()
图1着传统服饰的龙胜壮族妇女
实物标本现代龙胜壮族女服(图2)是广西民族博物馆藏品,为20世纪80年代征集于龙胜县和平公社龙脊大队,由圆领对襟上衣,蓝色提花布胸兜、黑色宽筒长裤组成,是龙脊壮寨壮族妇女的日常着装基本的配制。首先,整体形制表现为“上衣下裤”,与清代龙胜壮族女服(图3)表现出来“上衣下裙”有着“裤”与“裙”的着装区别,其次,上衣的结构已经没有了壮族服饰原生文化中的“贯首衣”的痕迹,出现了对领口、腋下、侧摆的曲线裁剪。从直线裁剪到曲线裁剪,裁剪的难度升高。第三,清代龙胜壮族女服中的刺绣、拼布等装饰艺术也不再体现,当代壮族女服只是在袖口和裤腿处有印花棉布或机制织带贴缝装饰。
盛行于龙脊地区的壮族服饰表现出来的“上衣下裤”形制与前世的“上衣下裙”形制截然不同,这里发生了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从“裙”到“裤”变化的解读,是对一段历史的再回忆:《龙胜县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黄祖瑜任县知事,喧告剪男长辫,并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裙着裤。”[1]这正是通过政策和行政手段进行的强制变化。文字很好地解释了龙胜壮族女子着装由“裙”到“裤”的变化,最初是源自民国政府政策的“强迫性”。清末民初的时代,是一个更迭的时代,一个混乱的时代。民国时期的龙胜县政府,把“男子长辫”和少数民族妇女的“百褶裙”都视为清朝遗留,成为“革命”的对象,因此釆用政策强迫执行。民国时候发生变化的除了整体形制外,壮族女衣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4)。这个变化体现在服饰的裁剪方式上,通过图4和图5的排料图对比,发现对布料的使用原则从布幅的完整使用到对诸多面料的舍弃,同时由原来的直领变成了圆领扣、侧摆由增加当代龙胜壮族女服面料的插片变成两侧衣摆的开衩等,这些变化都是在清代龙胜壮族女服和当代龙胜壮族女服的比较中发现的不同,从服饰的层面印证了那个时代的更迭。 ![]()
图4当代龙胜壮族女衣结构图、分解图、排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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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清代龙胜壮族女衣结构图、分解图、排料图
三 壮族服饰的融合与发展有趣的是,在距离龙胜壮族生活区不到20公里的红瑶社会里,红瑶女子仍然保留“上衣下裙”(图6、图7)的古老着装形制。而当代龙胜壮族女服的形制式样已经成为龙胜地区壮族传统服饰的典型特征,成为壮族文化的代表之一。同样也是少数民族的壮族为何在服饰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并且这个变化被壮族人民逐渐接受,并生成具有壮族特色的民族服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龙胜壮族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而言,从地理环境上离城镇中心较近,而红瑶生活的区域更为偏远。因此,壮族与汉族交流往来密切,更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对布料的使用进行计算,一条百褶裙使用的幅宽40厘米左右的布料为6.5米,而一条大腰宽筒直裤仅仅使用了2米。在对龙胜壮族地区的纺织文化进行田野调查时候发现,自民国后,壮族地区家庭所使用的布料多是来自市场的购买,很少自织自染布料。壮族家庭经济生活生计方式的改变也是促成当代龙胜壮族女服形制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从当代壮族女衣结构上看,壮族女衣仍然保留了清代龙胜壮族女衣中对襟直袖形制,其廊形上仍然保持了壮族服饰的审美性,并没有改变成民国时期汉族流行的大襟衣,因此当代壮族女服自民国后,逐渐发展成为当下龙胜地区族的典型服饰。
参考文献: 1、(清)周诚之纂修,《龙胜厅志》,道光二十六年(1846)好古堂刻本 2、龙胜县志编纂委员会,龙胜县志[M],第1版.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2:2 3、李富强 著,现代背景下的乡土重构——龙脊平安寨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4、刘瑞璞 何鑫 编著,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少数民族编)[M],第1版.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 5、梁庭望 编著,中国壮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
供稿人:樊苗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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