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学界，对某一学科的研究，不一定在该学科之学术团体——学会中出现最高水平。铜鼓研究则不然，当今中国，在铜鼓研究领域，论研究成果，无论是论文、专著、召开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获得研究基金等，基本上都出自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会员之手。下面分述之：

  一、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对铜鼓的分类：“八分法”

  1980年4月，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在南宁市成立后，即组织研究人员对我国各文化文博单位：博物馆、考古研究所、文物管理所、文化馆、图书馆、高等院校等。科研单位收藏的铜鼓进行全面调查、统计、测量、记载。结果显示，当时在我国以上机构收藏，也就是国家所有的铜鼓数量为1400多面，此数不包含私人收藏的大量铜鼓。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8年出版了集体编著的《中国古代铜鼓》一书，该书是中国第一本全面研究铜鼓的综合性专著，举凡铜鼓的起源、年代、族属、功能、用途、纹饰冶金、铸造均设专章分述。该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在铜鼓分类上的新方法：“八分法”。将铜鼓分成8个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八分法”所确立的标准器是一组，而非一面铜鼓，见下表：

     “八分法”中各类铜鼓之间的发展演变关系如下图：

      迄今为止，所有中外重要分类法列表如下：

    自从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八分法”诞生20年来，这种分类法以其科学性而获得中国与铜鼓研究相关的学者所认同和普遍采纳，国外研究铜鼓学者也熟悉此种分类法。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的“八分法”以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被中国学术界所公认和采纳。

   二、蒋廷瑜对铜鼓研究的贡献

    蒋廷瑜教授曾长期担任铜鼓的主要分布地区——广西自治区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是继首任理事长石钟健教授、第二任、第三任理事长童恩正教授之后的第四任理事长。如今，石钟健和童恩正两位在学术界备受尊敬的理事长均已先后仙逝。蒋廷瑜理事长已近古稀之年仍活跃在铜鼓研究的第一线：著书立说、田野调查、参加学术会议、进行课题研究、与国外同行合作研究等等，实在令人佩服！

    蒋廷瑜对铜鼓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综合研究方面。近30年来，蒋氏先后著述并出版9部有关铜鼓的著作：《铜鼓史话》（1982年）、《铜鼓艺术研究》（1988年）、《北流型铜鼓探秘》（合著1990年）、《广西铜鼓图录》（合编）、《古代铜鼓通论》（1999年）、《铜鼓——南国奇葩》（2001年）、《壮族铜鼓研究》（2005年）、《铜鼓文化》（合著2007年）、《铜鼓》（合著2008年）。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古代铜鼓通论》，这本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对有关铜鼓的基本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做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内容包括铜鼓的记载、收藏、起源、分布、类型、年代、族属、用途、铸造工艺、装饰艺术、音乐、舞蹈等等，资料丰富翔实、论述周到具体。该书还大量引用壮、布依、水、侗、苗、瑶、彝、佤等少数民族使用铜鼓，保存铜鼓的习俗。这些民族学资料有不少是蒋氏本人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铜鼓所得，尤为珍贵。称此书为“20世纪研究铜鼓的集大成之作”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三、万辅彬对铜鼓研究的贡献

    万辅彬教授曾长期担任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现为广西民族大学），现为该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常务理事。万辅彬氏系物理学教授，长期从事古代铜鼓研究，自1992年至2003年11年内铜鼓研究方面获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它们分别是199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铜鼓矿料来源及声学特征研究》（项目批准号1896001）。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麻江型铜鼓振动模式及调音机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0164002），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运用现代物理技术对东南亚与中国古乐器铜鼓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10264002）。2003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03BMZ016号）。

    万辅彬应用多种现代物理技术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铜鼓所特有的声学特征，调音技术及合金成分、材质、物相、传统铸造工艺和矿料来源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对越南东山铜鼓标本的研究，对中国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和技术交流提供宝贵的自然科学研究支持。 万辅彬与房明惠、韦冬萍在2003年第6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越南东山铜鼓再认识与铜鼓分类新说》，提出一种新的铜鼓分类法。万氏铜鼓“四分法”。将铜鼓分为四期：第一期：滥觞期：万家坝型铜鼓。第二期：成熟期：石寨山型铜鼓和东山早期型铜鼓。第三期：发展期：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和东山晚期型铜鼓。第四期：式微期：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铜鼓。

   万氏“4期10型分类法”各类铜鼓的类型与发展关系图示如下：

    万氏分类的重要依据是对中国和越南的铜鼓进行铅同位素分析的结果，认为中国石寨山型铜鼓和越南早期型东山铜鼓是平行发展关系；而晚期型东山铜鼓对中国冷水冲型铜鼓之邕江式产生影响。并可将冷水冲型铜鼓红河式与越南东山晚期铜鼓单独分型。万氏4期10型分类法的不是之处是提出论点后没有详细论述，证据略嫌不足。此外，1990年万辅彬还与姚舜安、蒋廷瑜合著《北流型铜鼓探秘》一书，对北流型铜鼓的特征、源流、分布、年代、族属、装饰、社会功能、铸造工艺、矿料来源、声学特征与调音技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1992年，万辅彬等人出版《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一书，是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铜鼓的第一本专著。该书之研究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万氏领导的“铜鼓矿料来源和铸造地点的研究”课题组，对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麻江型、北流型和灵山型等6个类型铜鼓进行铅同位素分析。据此，进行铜鼓矿料来源考证，旁及铜鼓的冶金铸造、声学调音等方面均有研究和论述。2008年，万辅彬与蒋廷瑜、韦丹芳合著《铜鼓》一书。

  四、李昆声、黄德荣对古代铜鼓起源地的研究

   关于古代铜鼓起源于何国何地区，是一百多年来各国学者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同时，也是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争论最为激烈的学术难题。大致有以下观点：

  A、古代铜鼓起源于印度说。 1896年，J·D·E·Schmeltz在“Bronze”书中提出古代铜鼓起源于印度。他的依据是中国元代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的一段话：“大铜鼓……出自南蛮，天竺之国也”.

  B、起源于柬埔寨说。 德国学者A·B·Meyer（迈耶）和WFoy（夫瓦）1898年出版“Bronze drurm Southeast Asia”一书中提出古代铜鼓起源于柬埔寨，理由是他们所见铜鼓鼓身上有大象和孔雀花纹。因此，古代铜鼓起源于有这两种动物的柬埔寨海滨地区。

  C、越南北方起源说。1902年，奥地利人F·黑格尔在《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中首先提出，在黑格尔对古代铜鼓分类的“4分法”中，黑格尔Ⅰ型鼓被认为是最早的铜鼓，黑格尔认为此类铜鼓起源于越南北方。其后H·巴门特和V·戈鹭波同意此说。现在越南考古界和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此说。

  D、起源于中国广东广西西南部。 此说为J·J·M·狄葛乐1901年在“Die autiken brouze”一文中提出。

  E、起源于中国中部“云梦泽”说。此说为台湾学者凌纯声1950年在《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1期上发表的《记本校二铜鼓兼论铜鼓的起源及其分布》一文中提出。

  F、起源于中国云南滇池地区说。 此说为日本学者冈崎敬于1962年在《云南石寨山遗迹与铜鼓问题》一文中提出。

  G、起源于中国云南滇中至滇西地带说。 此说系李昆声和黄德荣于1980年8月在《昆明师院学报》第4期上发表的《谈云南早期铜鼓》一文中首先提出。目前，已被中国考古界和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古代铜鼓起源地的争论已集中在越南北部或是中国云南滇中至滇西地带。越南学者认为铜鼓起源于越南北部，中国学者认为铜鼓起源于中国云南。

    李昆声和黄德荣1980年在《谈云南早期铜鼓》一文中率先指出：“我们研究了云南发现的早于黑格尔第一类型的云南早期铜鼓（黑格尔没有见过的铜鼓）后得出的结论是：最先制造和使用铜鼓的地区是我国云南的滇西——滇中地区”。在该文中还指出“早期铜鼓”（即万家坝型铜鼓）“在滇西——滇中产生后，很快往东、北、南三个方向传播。往东传播的结果是在滇池区域的晋宁、江川、呈贡等地发展成为纹饰精美的石寨山型铜鼓……往北和东北方向传播，在滇东北曲靖珠街八塔台出现了承先启后的铜鼓。在四川会理、贵州赫章产生了石寨山型铜鼓。往西南方向传播，在云县产生石寨山型铜鼓。往南和东南方向传播，在文山产生了开化鼓、麻栗坡鼓（均为石寨山型）。”

    李昆声、黄德荣关于铜鼓起源于云南滇西至滇中一带的看法，被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所采纳。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铜鼓》一书第二章“古代铜鼓的起源”之第三节“铜鼓的起源地区”中说：“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根据不断发现的新考古材料，趋向于云南中部偏西的楚雄、祥云、弥渡、昌宁一带为起源地。楚雄万家坝类型的铜鼓，其年代最早，又带有发生期的鲜明特征，这是其他地区出土的铜鼓所不能相比的，而这种原始形态铜鼓的发现又集中在这一带。那么把这一带看成古代铜鼓的发源地，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事了。”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著名的铜鼓研究专家蒋廷瑜教授也赞同铜鼓起源于云南的观点，蒋氏在其专著1999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古代铜鼓通论》第二章“铜鼓的起源和分布”之“第三节”“铜鼓起源地区”中说“从目前发现铜鼓的情况来看，原始形态的铜鼓都集中发现于云南中部偏西地区，如楚雄、弥渡、祥云、昌宁等好几个县，在这个地区以外，很少发现过这些古老的铜鼓。这种早期铜鼓往后发展，就是石寨山型铜鼓。云南中部地区出土的铜鼓从早到晚可以排成队列，自成系统，发展脉络清晰。而原始类型铜鼓又从当地出土的铜釜、陶釜的形态上可以找到渊源关系，证明它们完全在这里土生土长。由此可见，铜鼓最初发生于云南”。

   1980年，李昆声、黄德荣提出铜鼓起源于云南滇西至滇中地区所依据的考古资料是16面“早期铜鼓”，即万家坝型铜鼓。1990年，李昆声、黄德荣在研究了中国和东南亚发现的29面万家坝型铜鼓的基础上，在《考古》1990年第5期上发表《论万家坝型铜鼓》一文，仍坚持认为“我们仍然认为，滇中至滇西一线是古代铜鼓的起源地。万家坝型铜鼓在滇中至滇西一线产生后，很快即往东、北、南三个方向传播。”该文进一步指出：“由此可见，云南是世界铜鼓的起源地，云南发现的26面铜鼓是全世界铜鼓的祖先无疑”。同时，在考古类型学研究上，该文首次将万家坝型铜鼓分为4式。年代为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

   2007年，李昆声、黄德荣以中国、越南、泰国发现的62面万家坝型铜鼓为基础，并参照用铅同位数方法对一些万家坝型铜鼓的检测分析结果，写成《再论万家坝型铜鼓》一文，发表于《考古学报》2007年第2期，在此文中，对“滇中至滇西是古代铜鼓起源地”的观点，用自然科学的结论，即对万家坝型铜鼓进行铅同位素分析的结果，支持了铜鼓起源于云南的观点。从1980年李昆声、黄德荣首次发表古代铜鼓起源地在中国云南滇中至滇西一带的观点，至今近30年时间，已为大多数中国研究铜鼓的学者所赞同。

 [作者简介] 李昆声（1944－ ），湖南人，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常务理事，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经作者允许，本文摘自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第30页—第36页。 ）